大林打从抽屉里翻出来快要被自己遗忘的信封，看到里边有一个纸条和三张百元大钞。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那是父亲的笔迹，那两行字是：“你在外边真要混不下去了，就用这三百块钱打车票回家！”

　　这个“混”字在大林的家乡并不完全是“混日子”的意思，工作干得好的人也可以叫“混”，比如某某人“在外边混得不错”。

　　大林手里捧着父亲写的纸条流泪了，这是他到北京四年多的时间第一次流眼泪，父亲并不是不知道一个刚毕业的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没有关系与背景，在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难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向最好处努力，也准备着接受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大林收藏好三百块钱与那张纸条，暗下决心，自己不但要在北京“混”下去，而且还要“混”好！几年来，那三百块钱他一直很好地保存着，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可以产生利息，放在自己身边可以产生动力。

　　二林比大林小三岁，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的一代新型农民”。

　　大林一直认为，弟弟并不比自己的智商低，他在读高中时学习不太下工夫，是因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学习。

　　农村青壮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对二林有很大的诱惑力，身居农村的青年人总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看到有些同龄人在外边赚了一些钱，回到家里盖了房子、找了对象，心里总觉得有点酸溜溜的。但是，二林也知道，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四个老人需要自己照顾，他离不开家乡这块黄土地。

　　“家庭会议”由崔长兴主持，“主报告”也由崔长兴来做，但是未获“一致通过”。大林的母亲对崔长兴的发言用肢体语言表示“坚决拥护”，崔长兴讲了多少句话，她就点了多少次头。

　　大林同意父亲让他“在北京好好工作、别挂念家里”的意见，但是婉拒了父亲让他抓紧时间找女朋友的要求，他想争取多赚点钱帮家里还债，两三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二林也不愿意现在就去外地打工，他放心不下家里剩下的身体都不是太好的两个老人，他有个高中时的同学在县城组织了一个包工队，专门给建筑公司的施工工地干些杂活，二林准备投奔他，离土不离乡，既能赚钱，也可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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