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那是

　　那脑海里还是有着那声音：“但是，人们承认，“比较文学”这样的概念也存在它自己的特殊因难。。看来，从这类研究的积累中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体系。在研灾”莎士比亚在法国”和研究“莎士比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之间，或者在研究“爱伦?坡对被德菜尔(dela加)的影响”

　　和研究“德莱登对浦伯的影响’之间没有方法学上的区别。文学之间的比较，如果与总的民族文学相脱节，就会趋向于把“比较”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威望和声誉等一些外部问题上。这类研究不允许我们分析和判断个别的文艺作品，甚至还不允许我们考虑其整个复杂的起源问题，而是把主要‘精’力或者用于研究一篇杰作引起的反响，如翻译及模仿，而这些仿作又往往出自二流作家之手，或者用于研究一篇杰作产生前的历史及其主题和形式的演变和传播。这样构思的“比较文学”，其重点是在外表上，近几十年来这种类型的“比较文学”的定落反映出普遍不赞成把重点放在纯粹的“事实’上，或放在来源和影响上的趋向。

　　然而，第三种概念避免了上述的弊际把“比较文学”与文学总体的研究等同起来，与“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等同起来。这些等式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从歌德的“eltl巾ratu r”翻译过来的，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s也许宏伟壮观得过分不必要。其实歌德并没有这祥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

　　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歌德自己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今天，我们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合并的状态更加迢远了6而且，事实可以证明，我们甚至不会认真地希望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消失。“世界文

　　学”往往右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沙土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问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这种文选在评论上和教学上都是合适的，但却很难满足要了解世界文学全部历史和变化的学者的要求，他们如果耍了解整个山脉，当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

　　“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原来它是用来指诗学或者文学理论和原则的。在近几十年里，提格亨(丁6e8)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根据他的说法，“总体文学”研究起越民族界限的那些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而“比较文学”则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例如欧辛风格是“总体文学”的题目呢，还是“比较文学”的题目呢?我们无法有效地区分司各特(5ir ．5con)在国外的影响以及历史在国

　　际上风行一时这两种事情。“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不可避免地台台而为一。可能最好的办法是简简单单地称之为“文学”。

　　无论全球文学史这个概念会碰到什么困难，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出“比较文学”或者“总体文学”或者单单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曲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而且，在不低估东方影响的重要‘性’、特别是圣经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狡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这个理想是由十九世纪初期文学史的创始人，如施勒格尔兄弟(leeeland F．5ter lam)等人，设想出来并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由于后来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口趋专业化的影响，形成用日益狭隘的地方‘性’观点来研究民族文学的倾向。然而，列十九比纪后半期，全球文学史的理想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又复活了。早期从事“比较文学”工作的是民俗学者和人种史学者，他们主要是在斯宾塞(nce r)的影响下研究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的不同形式以及早期史诗、然而近化论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显然它把文学的演变描绘得与生物的进化过分相似，从而失去了信誉。全球文学史的理想也随之而衰落。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许多迹象预示耍复活总体文学史编纂工作的雄图。库提乌斯(t5u s)的《欧洲文学及拉丁中世纪时期》(1948年)以惊人渊博的学识从整个西方传统中找出其共同的习俗和惯例，奥尔巴赫( rbach)的《模仿》(194—7ce)的现实主义史，对其间各个不同作家作品中的文体风格做了敏锐的分析。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冲破了已经确立的民族主义的樊笼，令人信服地证明：西方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它继承了古典文化与中世纪基督教义丰富的遗产。

　　这样，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比较文学将对学者们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它要求扩大眼界，抑制乡土和地方感情，这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

　　一元的一样。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史才有前途。

　　在这个庞大的范围内——实际上等于全部的文学史——无疑合有一些有时与语言学方法乎行的分组方法。首先有按欧洲三大语系分组怯——日耳曼语系文学、拉丁语系文学和斯拉夫语系文学。从布特维克起，直到奥尔希基(L．01schki)试图把拉丁语系文学全部写到中世纪时代为止，学者们经常从紧密的相互关系上去研究各种拉丁语系文学的。?‘日耳曼语系文学用比较法进行研究，通常仅限于中世纪早期，当时人们还能强烈感到总的条顿文明之中的相近‘性’。”尽管‘波’兰学者’—贯反对，但是，斯拉夫语系在语言上的亲绕关系，再加上共有的民间传统乃至格律形式上的传统，看来还是构成了共同的斯拉夫语系文学的基础。?‘主题和形式、手法和文学类型的历史显然是国际‘性’的历史。虽

　　然我们的大多数文学类型是从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流传下来的，但是，它们在中世纪时代却经历过较大的修改和增补。甚至格律学的历史虽然和每一种语言体系紧密相连，也仍然是国际‘性’的。此外，现代欧洲的伟大文学运动及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巴罗克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都远远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尽管这些风格的成果在各民族间有重大的区别。?’它们在地理上的扩散也可能不尽相同，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深入到‘波’兰，但没有扩散到俄罗斯或‘波’希米亚，巴罗克艺术风格通及整个东队包括乌克兰，但几乎没有触及俄国本土。在时间顺序上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区别；巴罗克艺术风格在东欧的农民文化中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末为止，而当时西方已经经历过启‘蒙’运动，如此等等。总的来说，十九世纪的学者将语言障碍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了。

　　这种强调是因为‘浪’漫主义(大多在语言方面)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有组织体系的文学文的兴起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今天还继续存在着，因为教授文学和教授语言实际上是一回事，美国尤其如此。其结果是在美国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文学的学者之间特别缺乏接触。他们各有其完全不同的特征，使用不同的方法。毫无疑问，这种割裂有一部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大多数人只生活在一种单一的语言环境中，然而，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探讨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虽然在艺术风格、格律、甚至文学类型的采些问题上。欧洲文学之间的语百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很消楚，对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批评思想方面的问题来说．这种区别是站不住脚的；在同类‘性’质的材料中划取横断面是人为的，说明不同民族意识形态相互影呐的思想史用某一种文字(英文或德文或法文)写成只是一种偶然的馆况。过分注意某一国家的本土语言，对研究中古时代的文学特别有害，因为在中古时代，拉丁文是欧洲最重要的文学语言，而欧洲在智力活动上是一个联系十分密切的整体。英国的中古时代文学史如果忽视大量的拉丁文和盎格鲁——诺曼底文著作，就会在论及英国的文学情况及其总的文化时给人以假象。”

　　第二百三十：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