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五：那些挥之不去的声音

　　而这个时候躺在光球里的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的出现了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他们母亲的声音：“因此，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许多给“‘浪’漫主义”以定义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这证明，一个“时期”的概念和一个逻辑上的“种类”的概念并不相似。如果真是相他的话，那么所有的单独的作品就都可以归类于其名下了。但这却是明显地不可能的事。每一个单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种类里的一个实例，而是由它和所有其它作品一起组成的那个时期概念的一部分。一个单独作品以其本身修饰整个的概念。耍‘弄’清各种“‘浪’漫主义’定义之间的区别，似乎在理论根据上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区别在显示它们本身系统的复杂‘性’方面是多么有价值。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不是一个理想类型或一个‘抽’象模式或一个种类概念的系列，而是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这一横断面被一个整体的规范体系所支配，从来没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能够从整体上显现它。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由于一个时期是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时间上的横断面，很明显这种统一‘性’只既是相对‘性’的。达意义仅仅是指，在这一个时期内某一种

　　规范系统被显示的最充分。如果任何一个时期的统一‘性’是绝对的，那么各个相邻时期就会象石头块一样排在一起，没有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前一时期规范系统的余脉和下一个时期的规范系统的先兆及其连续‘性’是仍然存在的。

　　编写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叙述的问题我们需要辩出一种传统惯例的衰退和另一新传统惯例的兴起。为什么这一传统惯例的变化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发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用一般的术语是不能解释的。有人提出过一种解答，假定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旦达到了某种枯竭的阶段时，就会要求产生—种新的冲则。俄国的形式主义者们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个“自动化”(“automat：”)的过程，就是说，曾有效地影响了某一时代的那些诗艺的种种技巧变得又普遍又陈腐，直到使新的读者不能再忍耐它们并渴望某些不同的东西，即渴望某些与先前刚消失的东西正好对立的东西。这种轮流占优势的拉锯式变化就是发展的系统，是不断使新的用词风格、主题和所有其它技巧得以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叛。但是，这一理论还没有‘弄’清为什么文学发展正好必然要走上它已经走上的达一特定方向，仅仅靠“拉锯式”系统的理论显然不足以描述整个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有一种解释把这种方向变化的原因归之于外在的干预和社会环境的压力。每一次文学传统的变革总是由想耍创造他们自己艺术的一个新阶级或至少一批蜕起的新人所引起的。比如俄国，在1917年以前普遍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区分和隶属关系，因此，那里的社会变化与文学变化保持首紧密的关系。在西方，这种相互关系是很不明显的，一当我们越出那些最明显的社会区分和历史大变动时，我们就看不到它了。

　　另一种解释依据的是新的一代人兴起的理论。自从戈文诺rA*。urnot)的《思想发展的考察》(1872年)一书出版以来，这一理论获得了许多拥护者，特别是在德国，由彼得森( r—son)和韦克斯勒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也可以对这种理论提出反对意见说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实体，“代”这种概念是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的。如果我们假设把三代放在同一个世纪内，例如1800年至1833年、1834年至1869年和1870年至190 0年，我们也必须承认也可以有不放在同一世纪内的相等的一些三代系列，如180I年至1834年b1835年至1870年和1871年至1901年，等等，等等。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这些系列都完全是相同的；生在1800年前后的一批人对文学变化的影响比生在1815年前后的一批人更深刻这样的事实，必须从纯生物学的解释以外去寻找原围。毫无疑问，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学的变化无疑是受一批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所影响的，如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或‘浪’漫主义运动等都是明显的例子。某个“一代的”统一联合体似乎是由以下达样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形成的，即只有在某一特定年龄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个敏感的年龄时期内经验到加法国**或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重要的事件。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力的社会影响的情况而已。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怀疑文学变化所受到的老一代作家f17的成熟作品的深刻影响。总之，仅仅以代代‘交’替或社会阶级别分作根据是不足以解释文学变化的。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茧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变化所引起。

　　对现代文学史中各主要时期的讨论一直投有停止过。对“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汲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近来的“巴罗克艺术风格”等术语一直在界定，再界定，和争论。“只要我们想要澄清的理论上的问题依然‘混’‘乱’，只要参加讨论的人们还坚持依据种类概念来下定义、把“时期”术语和“类型”(type)术语相‘混’淆、把术语的语义学的历史和文体风格的实际变化相‘混’淆，那么，这种争论就不可能达成任饲形式的一致意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洛夫乔伊和另外一些人建议要取消“‘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但是，讨论一个时期，至少可以引起文学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术语的历史、批评纲领以及文体风格上的实际变化等问题；如文学的时期与所有其它人类活动的联系的问题；加这一国家的一个时期与其它国家的相同时期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在英国使用比较晚，但是，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理论中就已肖了一个新的纲领，这一纲领必须与他们的实践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其它诗人的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英国‘浪’漫主义的预兆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种新的风格。我们可以把英国的‘浪’漫主义与法国和德国的不同的‘浪’漫主义加以比较，可以把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美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作平行的比较。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的问题都会有所不同，似乎不可能找出一个一般的法则来。卡扎米安曾假定文学时期的‘交’替过程发员得越来越快，到今天这种摆动已经变得稳定起来，他这种看法肯定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一种做法是企图武断地规定在新风格的产生时间上哪一种艺术先于另外一种，或哪一个民族先于另外一个民族。显然，我们不能对纯粹的时期名称寄予太大的期望，因为一个词是不可能有十几个涵义的。但是，那种取消“时期”概念的怀疑论的结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时期概念当然是历史知识的主要工具之一。

　　更深入和更广泛很多的问题是编写一种整体的民族文学史，这一问题是更难以想象的。由于整个结构要求参照那些本质上是非文学的材料，要求考虑民族道德和民族‘性’格这些与文学艺术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所以耍探索一个民族文学的历史是困难的。拿美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它和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没有语言上的区别，因此它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它的发展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部分是与一个较寇和较强的文学传统不可分离的。很明显，任何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苏会提出一个历史学家无法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种问题几乎从来都没有人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探究过，不用说，编写几个民族为一组的文学史甚至就更是较为遥远的理想了。就当前有的一些例子来看，如马塞尔( ch a!)的《斯拉夫各国文学》大多数世界文学史都企图探索由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一共同的血统所结合在一起的欧洲文学的主要传统，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一本能超出意识形态的一般原则或浮浅汇编的水平；可能只有施莱格尔兄弟的一本‘精’彩的史纲是个例外，但也甚少能适合当代的需要。最后，编写一部总的文学艺术史仍然是十分遥远的理想。现有的一些尝试，如布朗(J．B )的始于1763年的《诗的兴起和发展史》写很大重思辨，而且只是纲要式的；还有如查德威克兄味(adick)三卷本的‘文学的发展》则过多地注意了固定的口头文学诸类型的间既M

　　我们毕竟还只是开始学习如何从整体上去分析—部艺术作品；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非常笨拙，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仍然还在不断地变动。因此，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文学史有它的过去，也有它的将来，用不着为此感到遗憾，将来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是织补从较老的方法里所发现的系统中的空白。我们必须‘精’心制订一个新的文学史理想和使这一理想可能得以实现的新方法。如果这里概略地提出的理想由于强调了应作为一‘门’艺术来写文学史而显得有点过分“纯粹”的话，我们可以公开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方法曾被认为是无效力的，集中似乎是对扩张主义运动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方法，而过去几十年来文学史都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即使有个别人可能选择结合数种方法在一起的做法，但对存在于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系统的清醒自觉本身才是对付智力‘混’‘乱’的一付良‘药’。”

　　第二百二十五：那些挥之不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