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离开

　　天使‘女’王那温柔的声音还是在轩宝贝的脑海里继续响着：“对伪作产生的怀疑，也促使学者们寻找证据支持传统上所考订的著作日期和作者；促使他们不但接受传统，而且发表更肯定的论点。例如，十世纪镕国的修道‘女’荷丝韦德(H )的剧作，有人说是德国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凯尔提斯( s)伪作的；再如俄国的《伊戈尔王远征记》(。Lk M Igo?eve)这一作品，学者们通常都认为是十二世纪的作品，在‘波’希米亚有两件疑是伪托为小世纪的手抄本作品《绿‘色’的松林》(2elc xl a bo ra)和《‘女’王的宫庭》竟成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上的热‘门’问题；而后来当了捷克总统的马沙瑞克(．Ma saryk)的声望有部分竟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争辨而奠定的。这次争辨始则是语宫上的争辨，继而扩展为科学的真实‘性’

　　有些考订真伪和作者的问题．会牵涉到许多复杂的证据问题，而且也会应用到古文字学、目录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在近年历揭发的伪作中，最干脆利落的，就是推翻怀斯(T．1se)对八十六本十九世纪小册子的伪托。这是由卡特(卜te r)和‘波’拉镕[011a rd)二人考证出来的。他们所用的证据包括水印、印刷所的技巧(诸如上油墨的程序，纸张和字体的采用)等氓”不辽不少这类作伪的问题，对文学只有很轻微的直接影晚例如怀斯就从未创作过一篇作品，他的作伪无宁说与藏书家更有关系。

　　我们不应该忘记，考证出一作品的另一个著作日期或真作者，并不能解决文学批评上的实际问题。查特顿的伪诗不会因为被人证明为十八世纪的伪作，而增‘色’或变坏，这点是那些怀有道德上的义愤而轻视和遗忘那些伪作的人常常忘记了的。

　　本章实际上讨论的是现有关于研究方法和参考资料的教科书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莫里兹(ze)、拉德勒(dle r)和桑镕斯(de rs)等人所编的教料书就属于达一类，55大部分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几乎仅仅是以这些方法来系统地训练学生的。但是不管这些方法是何等地重要,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它们不过是为实际分析和拴释作品以及从起因方面解释作品而做的基本工作；其重要‘性’应视对分析和解释作品的作用而定。

　　第三部 文学的外部研究

　　引言

　　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这些对文学外在因素的研究方法，并不阻用于研究过去的文学，同样可用于研究今天的文学。因此，“历史的”研究这一术语，只应当用来指称那种专‘门’着眼文学在

　　历史上的沿革，即着重历史问题的研究。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途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

　　即“起因谬说”)。文学作品产生于某些条件下，没有人能否认适当认识这些条件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这种研究法在作品释义上的价值，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起因与结果是

　　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外在原因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即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的。

　　所有的历史．所有环境上的因素，对形成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说都有作用。但是。我们一旦评估、比较和分析那些据说足以决定一件艺术作品的个别因素时，实际的问题便随之而生。大部分研究者试图把某一系列的人类活动和创造孤立地提出来．作为决定文

　　学作品的吨—”因素。因此，有一派人士认为文学主要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1：是便断定文学研究主要地必须从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着手。第二派人士从人类组织化的生活中——即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的因素；另有一派的观点与此相关，他们主要从人类‘精’神的集体创造活动如思想史、神学史和其他的艺术中，探索文学的起因。最后，还有一派人士要以“时代‘精’神”(2eitsei st)，即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知识界气氛或舆论“环境”以及从其他艺术的特质中拙取出来的一元‘性’力

　　量，来解释文学。

　　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因此，他们在宣称其方法的成功上也有所不同。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绕关系，但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6e schl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男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绕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

　　许多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还是较为适当的；他们只想探索出艺术作品与其背景及渊源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关系，而且认为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便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学作品，并不注意这些关系究竟与文学是否确切相关。这些提出较为适当要求的人似乎比较聪明一点，因为起因解释法在文学研究上的价值，行定是被过高地估计了，而且，还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研究法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作为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并不赞同德国的思想史派那种研究观念，但我们承认这种综合了所有因素的解释方法，确实避免了其他流行的研究方法的最大‘毛’病。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衡量这些不同的因素的重要‘性’，还要考察它们与我们主要称为文学的、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是否相关，然后再从这一角度来批评达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得失。

　　第七章 文学和传记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考，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

　　传记可以有助于渴示诗歌实际产生过程。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对一个天才的研究，即研究他的道德，他的智慧和感情的发展过程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来为传记辩护，并肯定它的作用。最后，我们可以说，传记为系统地研究诗人的心理和诗的创作过程提

　　供了材料。

　　这三个观点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别。只有第一个观点(是与我们所谈的“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即传记解释和阐明了诗骸的创作过程。第二个观点，主张研究传记的内在价值，把注意重心转移到人的个‘性’方面去。第三个观点，把传记看作是一‘门’科学或一‘门’

　　未来科学的材料，即艺术创作的心理学的材料。

　　传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首先，从编年和逻辑两方面来说，传记是编史工作的一部分。传记作者在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一个建筑家，一个律师，或一个不参与政事的平民作传时，部没有什么方法上的差别。柯勒律治(．colerNge)曾经说过，任

　　何人的生平，无论它如何没有意义，只要如实地记述出来都将是有益或引人入胜的，’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从一个传记家的眼光看来，诗人简真是另一种人，他们的道德和智慧的成长，他们的事业和感情生活，都可以通过某些标准（通常是一些lun理标准或行为难则）来加以再现和评价。而诗人的著作可能只不过是出版上的事实，就象任何有活动能力的人生平中出现的事件一样。如此看来，一个传记家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家所遇到的问题。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在传记实际撰写过程中，传记家遇到叙述上的年代顺序，素材的选择，以及避讳或坦率直书等问题。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所大量地碰到和处理的就是上述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特殊的文学上酌问题。

　　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传记范围中，有两个问题很关控。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又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7对这两个问题往往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几乎所有那些热衷于写诗人传记的传记家都是这么看待第一个问题的，因为诗人的作品提供了写传记的丰富资料，而许多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生乎资料可能散快了，或者差不多都已敬佚了。然而，这种乐观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蚂?

　　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人类时代，两种可能的答案。对于大多数早期文学说来，我们还没有个人的文献可供传记家参考。我们只有一系列公共的文献，如出生登记表，结婚证书和诉讼书之类的材料，此外就是作品资料了。例如，我们只能很粗略地追溯莎士比亚

　　的活动，并知道一些他的经济情况；除了少数真伪不明的莎士比亚候审记载外，我们根本没有‘弄’到他的书信、B5i和回忆录之类的资料。有人费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莎士比亚的生乎，所获得的具有文学价值的成果却是微不足道的，了解到的主要事实不外乎是些有关莎土比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记载和说明。因此，那些试图编写实际的莎上比亚传，编写他道德生活与感情生活的历程的人们所获得的结果不外是下面那科情况之一。倘若象斯没金(c．5pll rgcon)研究莎士比亚的意象那样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他的生平，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琐碎的生平事实，倘若盲目从他的剧作和十四行体待中搜寻材料，那就只能象勃兰兑斯(G．Bfande s)或哈里斯(小s)那样写出一些传奇式的生平故事来。‘这些做法的前提是十分错误的(这些做法可能开始于赫兹里特(z山t)和施勒格尔的启示，首先是由道登旧．den)‘精’心地设想出来的)。我们不能根据虚构的叙述，特别是戏剧中虚构的东西作出有效的推论，以此编写一个作家传记。通常认为莎士比亚有过一个失意的时期，在此期间写了悲剧和辛酸的喜剧，直至写《暴风雨》他才达到某种乎静。人们完全可以就这一观点提出疑问。是不是一个作家必须处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中才能写悲剧，而当他对生活感到快意时就写喜剧?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待探讨。进一步说，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有关莎士比亚的这种悲伤的证据。‘莎土比亚不能为他的剧中人物泰‘门’或麦克佩斯的生活态度负责，他也不能具有他的剧中人物蒂尔斯特和埃古等的观点。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普洛斯帕罗说的话就是莎士比亚所要说的：作家不能成为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观点、美德和罪恶的代理人。而这“—点不仅对于戏剧人物或人物来说是正确的，就是对于扦倍诗中的那个“我”来说也是正确的。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